作者:管理员日期:2024-10-15人气:5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参考作文(精选23篇)
《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对于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记忆中总是充斥的是宦官专政,无能的皇帝等等。
万历十五年,粗看题目便会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吗?值得作者用时几年完成的一本巨作。在脑海里搜索里一下,发现完全没有有关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资料发现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这本书的英文题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年很平凡。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教授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因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在看黄仁宇教授的书很愉快,似乎在进行一次历史的旅行。这本书非小说,但让看的人有看小说的感觉,著作中对环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却又不偏离历史;它是一本历史著作,却不枯燥,很是生动,也不深奥,这不是说教授讲的很浅,而是讲的细致入微让我们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诗句时,会细心地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观点。
看其他历史著作总是看到的是不厌其烦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来论述王朝命运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剧原因等等。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申时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梳理后来看明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但黄仁宇教授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官员,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这制度的牺牲品。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标题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并非就只写万历十五年间的事情。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作者无一不再说明这一个词,一个影响着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词——道德,在中国曾经一直以道德代替着法律,到了明朝已达到顶峰,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到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便点出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欲望与道德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平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习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骗了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然而本人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趣,终日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能够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能够跟着黄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能够并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好书。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正如作者自译的这个名字一样,1587,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发生过无数大事件的国家来说,这一年真的太平静了。然而作者却凭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治学成果带领我们从这个毫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中发生的一些小事看起,去鸟瞰整个明王朝的衰败的背影,进而分析整个中国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1587,始于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的一个谣传,终于皇帝要对前宰辅张居正调查。期间作者洋洋洒洒数万言,尽述万历皇帝的悲苦而又机械的一生。万历并非像我们原先想象中的一样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时也很机敏,也想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后都想做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然而那个急需一个明主的时代,却恰恰是一个容不下明主的时代,于是万历终于从文官集团终日拿来教育人,管理社会的虚伪的封建道德礼教的枷锁中心灰意冷下来,对朝事日趋冷淡,对人生日趋失去希望!当他最终在立储这件事中屈服的时候,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着的祖宗”。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他又决断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剧的一生,他有似工具的一生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时代的带给人的无尽的痛苦。
1587,距离首辅张居正过世已经五年了。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围绕他的风波并未随他而去。此刻万历正在重新认识这个他昔日的老师,他绝对信任首辅!然而,在文官集团的集体操纵和诽谤下,现实告诉他的是,这个他绝对信任和尊敬的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从昔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绝对权威的首辅到现在为“万人唾弃”的伪君子,我们仅仅感叹于世态沧桑似乎还不够。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为国办了不少好事,他想成为相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拯救苍生。他要辅佐8岁的皇帝成为新的彪炳史册的贤主明君,开创“万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却越成为众矢之的。他当然可以凭借其一时的权势和万历的信任而暂时安稳,但是当其一旦失去这种权势和信任的时候,他也就摔的越重。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他所不能够左右的,即使是生为人君的万历也无可奈何,因此他的这种抗争也就成了一种痛苦的悲号!悲号过后,他也就随着黄土一同走进了历史,留与后人或是或非的评说!
1587,此时正是首辅申时行当权的时代,他已在这个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时行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万历的老师,深受万历的信任。他早年受张居正提拔而能位列大学士。但是他这个人极会为人,虽得张居正提拔,却能够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免受牵连,最后还能身居首辅。由于亲眼目睹了前几任的种种结局,他深知当时文官集团的势力之大。即使是人君万历尚且拿他们毫无办法,更何况与他呢。于是,他就充当起了和事佬的角设,凭借其过人的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去化解各种隐伏的危机,他要调停皇帝与文臣的矛盾,他要调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他还要调解各文臣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和事佬,以至后人在归结其功绩的时候尽无事可记。要知道尽管是“被人唾骂”的其前任张居正都有不少让人们不得不承认的功绩啊!然而正是这种无功绩恰是他的最大的功绩,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会条件下一个首辅所能够做的事情--调和矛盾!然而,生于那个时代,他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免不了最后丢官归家的命运!
1587,还有传奇人物海瑞的辞世,孤独将领戚继光的离开,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的剃度为僧。他们都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作者在书中末尾写道的一样: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读到此,我们也就初步理解了作者所宣扬的“大历史观”了。正是作者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看待历史的眼光。他着眼事情虽小,但反映的时代和历史却很大。见微知着,处处体现着认识的智慧。
大历史观,需要我们跳出当前的视野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历史,正视现实,开创未来。
初读下来,已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了……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之前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习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腐败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官员(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因为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官员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腐败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限制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限制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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