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手抄报：各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的腐败

　　一、工业化与腐败

　　正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齐波拉所言：“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作为物质生产的变革过程，现代化和工业化必然伴随着深刻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现代化和工业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社会、身份和财富的剧烈变革之中，衍生政治参与权力寻租，贪赃枉法和贪污腐败现象日趋严重。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腐化程度可能与一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首先，现代化包括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化中社会的腐化与其说是行为背离了公认的准则，不如说是准则背离了既定的行为模式。新的是非标准至少会把某些传统行为裁定为腐化行为。”其次，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型既得利益集团也随之出现，而当政治体系不能及时地适应需要、提供公认的合法的渠道把新兴集团纳入政治体系时，腐败也可以成为达到此目的的非正常手段。第三，现代化通过扩大政治系统输出功能促进了腐化的产生，特别是在后发国家中，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权威的扩张和受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

　　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多经历过腐败高发期

　　即便是当代腐败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往往也经历过腐败高发的阶段。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拓荒运动的推进、产业革命的萌动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投机、政党分肥、党魁操纵选举和控制政府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人甚至将1876年总统大选之后的半个世纪称为“美国贿赂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保清廉，几乎一切神圣的原则都被践踏。”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更是沿用了马克·吐温于1873年发表的《镀金时代》这一书名来解说这段历史。在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道貌岸然的议员、政客们，却也借此机会假公济私、投机取巧、行贿受贿，所谓的“黄金时代”，不过是内里空虚、矛盾重重的“镀金时代”。

　　其实，早在19世纪初美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一些国会议员和资本家便开始相互勾结，大肆进行土地投机买卖，同时利用政府合同进行肮脏交易，肆意侵吞联邦津贴。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爆发，联邦军需开支剧增，军火商、经纪人与腐败官员相勾结，至少从国库掠走了35亿美元。内战结束后，1869至1877年格兰特总统执政的八年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时期，甚至总统本人也深陷与各大资本家的腐败关系中。随着187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政府高层的腐败丑闻相继被揭开，最著名的是1869年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哄抬黄金价格案、1874年财政部长威廉·理查森辞职案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丑闻。不但围绕白宫的政治丑闻接连不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丑闻也是此起彼伏。在当时，花钱“购买”各级政府公职司空见惯，如纽约的“行情”是：一个法官职位需要1.5万美元;国会议席需4000美元;市参议员席位需1500美元;入选州参议院需要600-1500美元不等。

　　英国在启动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760年至1820年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腐败猖獗、普通民众怨声载道。在当时，英国的腐败以等级治权争端，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从国王和贵族手中争夺等级制特权为焦点。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政治腐败的现象迅速泛滥，这种腐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凭着国王的保护来实现控制政府的辉格党制度造成的，也是由于新兴的商人阶级和业主阶级收买国会席位所致。金钱势力打入政治领域的现象不仅扩大了舞弊的范围，也威胁着地主阶级的政治垄断。”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对执行者使用贿赂来保证立法者支持某个具体观点的谴责声就已出现，但这种贿选行为依然盛行不衰，成为英国政治的痼疾，“这一时期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在政治中运用‘权势’的问题，即贿赂选举人和收买平民院成员以获得对内阁赞许。”泛滥的腐败甚至蔓延到军队系统中，在18世纪末，英国军队普遍允许买卖下级军职，在当时，一个骑兵中校的职位售价5000多英镑，其他军职售价则高低不等。18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兴资产阶级与旧有的权贵阶级相勾结，财产决定政治身价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准则。另一方面，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舆论谴责行政机构的运转根基已经腐败，社会严重对立的紧张情绪不断酝酿，直接演变成世纪末的大规模骚乱。共3页，当前第1页123